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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17世纪那个时代，拉丁著作家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古希腊先哲的直接影响力。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属于权利冲突，应结合案件事实来进行处理，而不应一概将信息内容认定为非法有害信息。（3）网络运营者对照分级指南在所要发布的信息内容上打上级别标签，凡未打上级别标签者一律认定为仅适合于成年人浏览。

如果网络运营者删除、屏蔽的信息经法院认定确实不属于言论自由保护的范围，那么网络运营者就无需承担法律责任。注释: [1]黄河：《论德国电信监听的法律规制——基于基本权利的分析》，《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3期。[5]虽然尊重社会公德的确是值得提倡的，但是将违反社会公德的信息纳入非法有害信息却是不妥。协助国家网信办调查取证。早在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就已做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计算机信息系统从事危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公民合法利益的活动的规定，而在1996年国务院颁发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中又将其进一步明确为：从事国际联网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不得利用国际联网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等违法犯罪活动，不得制作、查阅、复制和传播妨碍社会治安的信息和淫秽色情等信息。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沿用了上述规定，并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和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做出了区分。这一规定在此后我国制定的网络法律法规，包括《网络安全法》中都基本上得到了沿用。三 在17世纪那个时代，拉丁著作家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古希腊先哲的直接影响力。

在这里，我们只能列举一些重要的理念，这些理念在成为业已确立的传统的一部分（即王政复辟the Restoration）之前就已为人们反复阐述，而且在1688年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以后又成了获得支配地位的党派的原则的一部分。虽说从本书的目的来看，我们无须详考中世纪的学说，但是我们却必须较为详尽地探究在现代初期得以复兴的那些古典思想遗产。它是一种具有恒久性、一致性和普遍性的规则。极为重要的是，这场斗争的焦点一开始就主要集中在经济政策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上，而这些问题与我们在当下所面对的问题极其相似。

此一古典时代亦是一经济完全自由的时代，罗马之昌盛和强大在很大程度上亦得益于此。本文选编自《自由秩序原理》，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题目为编者所加。

我们须坦率承认，西赛罗的论著的确成了现代自由主义的主要权威典籍，而且我们当下大多数最具效力的关于法治下的自由的论述也都得益于他，例如：一般性规则或法律学说（leges legum）应当支配立法的观念，为了自由我们必须服从法律的观念，以及法官应当只是法律据以说话的代言者的观念，等等。边沁（Bentham）及其功利主义者（Utilitarians），对迄至当时英国宪政中大多数最令人称颂的特征予以了蔑视和抨击，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英国自中世纪承袭下来的部分信念。早在1778年，他就指出，当自由被说成是‘一种法律统治而非人的统治的时候，对它的这种界定也就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极差的定义。然而对于我们来讲，这两个国王为确立行业垄断而表现出来的种种企图所导致的问题，今天依旧存在。

尤其是权力分立原则，尽管从整个18世纪的角度来看，它可以被视为英国宪法最具个殊性的特点，但是随着现代内阁政府（modern cabinet government）的发展，权力分立原则却越来越转向了理想的层面，而不再是一种确定无疑的事实。从其他方面来看，进展更是缓慢。此一术语在民主政制获致实现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中，仍为人们继续使用着：一开始对isonomy的使用乃是为了证明民主制度的正当性，后来对该术语的使用，则一如人们所说，渐渐变成了一种幌子，意在掩盖民主制度所呈现出来的负面特征，这是因为民主政府在确立以后很快否弃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在此后的千年岁月中，立法应当有助于保护个人自由的观念丢失得无影无踪了。

古希腊人清楚地知道这两个理想虽彼此相关，但却并不相同：Thucydides毫不犹豫地用isonomic 寡头政治来指称民主，而柏拉图甚至刻意用isonomy来对照民主，而不是用它来证明民主的正当性。他的原创性贡献主要在于他对政府之哲学基础所做的广泛思考。

如果我们再引用他在《修辞学》（Rhetoric ）中的一段文字，那么我们便可以说，他的这些论述已经较为详尽地阐释了法治的理想：极为重要的是，制定良好的法律本身就应当尽其所能地界定各种问题，并且尽可能地少留未决问题让法官去解决。在规则未加规定的情形下，人们在一切事情上都有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的自由，而不受他人的反复无常的、不确定的和专断的意志的支配。

议会并不知道它所颁布的法令将会影响哪些个人。在当时，人们最经常强调的论点乃是：既已存在的法律如果没有规定，就不能进行惩罚。然而，从17世纪英国人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的观念，则是一种新的发展，它在当时被用以对付新产生的各种问题。然而当立法的艺术为人们重新发现的时候，却不是任何其他法典和法律观念，而是查士丁尼法典及其有关统治者高于法律的观念，成了欧洲大陆的示范。所有行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而且对内只能为了执行这些法律，国家才可以使用其所拥有的各种力量。

先生们，我们据此可以同样确认无疑的是，无违法之事，亦就无惩罚可言。这一考察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对17世纪的政治思想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而且也是因为古人的那些经验对于今日之世界有着直接的重大意义。

但是，英国的议会却正确地认为，国王在众行政官员中是最为独特的一员，以致于不能被信托于自由裁量权，因为他极容易用这种权力去摧毁自由。据此，我们应当简略地考察一下源自罗马共和国的传统。

如果说，权力分立原则于此后并未完全成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宪法原则，那么我们至少也可以说，它仍旧是主流政治学的一个部分。伊丽莎白去世后不久，国王与议会之间便爆发了一场尖锐的斗争，这场斗争的副产品就是个人自由。

议会在立法时亦无须考虑任何案情或当事人。Tacitus以及其他的一些论者，其中以西赛罗（Cicero）为代表，乃是当时主要的著作者，正是通过他们，古罗马传统才广为传播开来。当时，国王为了管制伦敦的建筑和禁止从面粉中提炼淀粉而颁布的种种新规定，引发了1610年的《控诉请愿状》（The Petition of Grievances）。然而，自公元2世纪始，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在那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这并不意味着中世纪的遗产与现代自由毫无关联，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中世纪遗产的重要意义，并不像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大。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所谓在一秩序良好的国度不应当由人而应当由法律统治的主张，正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另一错误，而哈灵顿（James Harrington）则对霍布斯的观点提出反驳，市民社会得以建构和维护所依凭的基础乃是共同的权利和利益。

一家法院在一著名的垄断案（Case of Monopolies）中曾经规定，特许生产任何产品的排他性权利（exclusive rights）乃是对普通法及臣民自由的侵犯。那些受法国大革命理想所引导的人士，一般都对英国传统的自由原则缺乏理解，其中最显见的例证可举英国人赞颂法国大革命的早期先驱之一Richard Price 博士。

据此我们进一步宣告，任何涉及本国每个自由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诉讼（proceedings），都应当依本国的法律进行裁定，而且议会不得干预日常行政，也不得干涉司法机构的活动：规定人民享有免受政府之专断的自由，乃是本届议会的重要原则（原文如此），一如前此的各届议会所规定的重要原则那般。尽管麦考利（Macaulay）为19世纪做出了一如休谟为18世纪所做的贡献，尽管团结在《爱丁堡评论》周围的辉格党知识分子和遵循亚当·斯密传统的经济学家（如J.R.MacCulloch和N.W.Senior），仍旧在思考传统意义上的自由问题，但却很难说有什么新的发展。

Pericles曾经告诫雅典人，我们于政制层面所享有的自由，亦扩展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层面，因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彼此不能以忌妒的方式去监视对方，也不要对邻里据其意愿而做的事情表示愤怒。当然，关于上述理想的许多最为著名的阐述，可以从埃得蒙·伯克（Edmund Burke）的一些为人所熟知的文字段落中发现。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他的观点做较大篇幅的征引。英国已然通过立法职能与司法职能的分立而有效地防止了上述危险。

他在审理该案件时明确指出法院只关注一般性原则，而不关注政府之特殊目的，或者一如人们有时对Camden 勋爵的立场所做的解释那样，他认为公共政策并不能成为法院审理案件的根据。从《1701年王位继承法》（The Act of Settlement of 1701）对法官独立性的最终确认起，经由议会于1706年最终通过的公民权利剥夺法案（bill of attainder）那个事件［该事件不仅最终导致人们对所有反对立法机构这种专断行为的论点进行了重述（final restatement），而且还促使人们对权力分立原则予以了重新确认］，直至18世纪中叶，这个时期虽然是法治理想推进较缓的时期，但却也是17世纪英国人为之斗争的绝大多数原则得以平稳扩张的一个时期。

因此在此之前，人们似有理由怀疑，人类社会如果不采用其他控制手段而只凭一般性的及钢性的（rigid）法律和衡平之原则，能否达到那种完美之境况。这些法律中的第一部公法便规定：不能授予私人以特权或颁布偏利于某些私人的法规，而侵损其他人，因为这与适用于所有公民的法律背道而驰。

可以说，当时的英国人要比现在的英国人更加懂得，对生产的控制永远意味着制造特权：即所谓允许彼得做不容许保罗做的事（Peter is given permission to do what Paul is not allowed to do）。八年以后，他出示了一封Turgot 写给他的赞美的信函，阁下乃是贵国确当阐释自由观念的最早几个论者之一，是你们指出了为几乎所有共和政体论者（Republican Writers）反复称颂的观念所具有的谬误，即‘自由在于只受制于法律。